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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版:上海解放那天的电话铃……

  我妈一直认为她能活得过90岁,能见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。唉,可是她坟上的青草已经绿了三回了。


  我妈是个苦命女孩。外公从江苏南通乡下跑到上海拉黄包车,其间我妈和她的双胞胎妹妹出生,穷人养不起两个娃,妹妹被送进外国人开的育婴堂,从此生死不知。不到5岁的我妈,又被父母卖给上海一户殷实人家,换了40块大洋。从此,彭家的弃儿成了李家的养女,这家里还有个大她两岁的哥哥。

  1949年5月27日,上海解放。清晨,我妈推门出来,惊讶地看到弄堂口上街沿睡满了兵。当时我妈快20岁了,一个人操持着李家的大小家务:洗衣做饭、照看孩子,名为养女,实则是个女佣。她那阿哥趁全家人在南通躲日本人时,留了个纸条儿便离家出走参加新四军了。全家没人敢说破,只说是出去学做生意了——这是要杀头的大罪啊。

  那天,我妈正看着满地的兵发愣,家里电话铃响了,居然是那个一去4年没有音信的阿哥!他说快来霞飞路见个面,别带爸!他担心爸爸也许算个小资本家,怕划不清界限。但我妈没忍心,叫上养父一起去了。见到阿哥后,养父就眼泪哗哗的——这共产党儿子又黑又瘦,破衣烂衫,破布鞋的洞洞里露着脚趾头,眼镜腿断了,用绳子胡乱绑着,过去当富家公子时的风度翩翩荡然无存!

  “儿子,咱们还是回家吧!”养父的小声嘀咕,让阿哥很不开心,就只冲着妹妹说话,告诉她,你要学习革命道理,学会“自力更生”,参加革命工作。

  只读过两三年小学以及立信会计夜校的妈妈,似懂非懂,很受震动,羡慕阿哥虽然吃了很多苦,但能为国家做事,为自己而活。再看看自己,日日家务,太没意思了,“我要读书,要找工作,自力更生!”

  我妈在报上看到,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招生,校长叫陈毅,便兴冲冲去考试了。数学几乎交了白卷,语文是篇作文,题目是“为人民服务”——这是什么意思啊?我妈胡写了一通,知道完全没戏。然后又去考过华东人民革命大学,自然也没录取。情急之下,老妈就给校长陈毅写了一封信,说了身世以及自力更生的强烈渴望,每一句都是心里话。

  没想到,华东军大居然回了信,夸我妈是“有志青年”,决定破格录取!

  妈妈欣喜若狂,养父却坚决不同意。然而决定当兵,是老妈这辈子最坚决的一个决定,她不为所动。

  走之前,我妈买了点酒自斟自饮,感觉喝了这杯酒,自己就新生了,就自由了。趁着酒劲儿,她向养母讨要卖身契,拿到了那张耻辱的纸,她立马撕得粉碎。从此,我妈结束了养女兼帮佣的生活,独自前往常熟的军大驻地报到。那是1949年8月。

  在军大,我妈开始学习社会发展史、中国革命史等课程,全新的道理让她眼界大开。她文化低,开始连笔记都不会记,但她能吃苦,人家睡觉她就学抄笔记。

  又一次没想到,1950年初,军大来了一些首长来挑兵,妈妈入选了,成为新中国第一批55位女飞行员之一,奔赴牡丹江第七航校培训。妈妈不服输、不怕吃苦的性格,再一次让她过关斩将——以小学文化程度,学习大学物理、机械等课程,其难可知,妈妈头悬梁锥刺股般苦读,笨鸟先飞,常常一个人夜里打着手电用功,后来不但拿下学业,还立了三等功,做了机械长。

  1952年3月8日,在第一批女飞行员的首飞典礼上,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,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何香凝,副主席邓颖超、李德全等在首都西郊机场举行观礼,毛主席也在中南海观看了飞行。毛主席在接见第一批女飞行员时,指着姑娘们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:“她们都成器吗?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,不要做表演员!”

  这声音,老妈一直谨记,成了她一生要强的鞭策:一定要争气,成器!

  在空军服役期满,老妈1955年奉调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空军工程系,1966年再调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,直至1984年离休,又参与了辽宁省科技志书的编写工作。

  顺便提一句,上海解放那天来了一通电话、彻底改变我妈人生走向的那位“阿哥”,后来成了我爸——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恩爱的夫妻。我的女儿感叹,说外婆和外公,这个小女佣嫁给小少爷的故事,很传奇。

  我妈说,如果算是传奇,要永远感激共产党。不为别的,就为共产党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当人看,让我们有了翻身做主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否则,一个上海弄堂的小女佣,怎么可能成为军大学生;怎么可能飞上蓝天;怎么可能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的礼遇,同我们握手、合影;怎么可能到了老年还能编书写志?

  传奇,是从上海解放那一天,那一个电话开始的……这不仅是我妈一个人的传奇,也是属于那个崭新时代的女性传奇。

  我想,等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那个日子,妈妈坟上,会开出一朵微笑的花儿吧。

  (作者为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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